张法官居高临下，把原告和被告的表现都尽收眼底。

他来了一句：“建议你们调解。”

这是法院常见套路，毕竟结案率是政法机关考核的关键指标。

当庭调解成功的话，法官KPI提升，他也能过个好年。

既然法官都开口，双方也不能立即拒绝，总要给点面子走流程。

原告先聊，夏志琪和律师在外头等。

郑律师对她小声道：“调解的话，180万肯定会打点折扣。”

打点折扣？那可不够。

过了一会儿门开了，原告律师雄赳赳、气昂昂出来。

夏志琪觉得有些不妙。

如果180万打折成18000，他们不会这副表情，不说恼羞成怒，至少也得愤恨不平。

那就只能说没打多少折。何况即使打到18000她也不认。

现在轮到被告了，张法官让她和郑律师都进去了。

按说不应该，这官司夏志琪没有全权委托郑律师。

让律师进去，应该是察觉到夏志琪脾气很犟，需要有人顺着法官意思当说客。

那就意味着法官之前和原告谈妥的赔付数字，离夏志琪的底线，相当远。

果然，张法官关好门就到：“刚才和原告沟通，他们现在愿意退一步，调节的话，赔付金额是原先的三分之一，60万。”

夏志琪差点跳起来：“他们就是敲诈勒索，而且证据上也显示他们理亏啊！”

张法官不动声色：“你难道不理亏？你们确实侵犯了人家的肖像权。”

夏志琪道：“那就按照法律来判，该多少就是多少，60万我无论如何不认。”

张法官双眼闪烁着狡黠的光芒，问：“你如果不接受调解，后续一审判决的数目也很大呢？”

这是法官常见的调解路数，目的就是给人施压。

本质上就是博弈。

夏志琪没少看美剧，老外的律政剧里连杀人犯都能和检方谈条件。

她估摸着老中也差不多。

这世上没有什么事情是不能谈判的，所以她也不能说法官做错了。

人人都有自己的KPI。

于是她深呼吸一口气，尽量平复情绪，不让自己显得义愤填膺。

这时候她突然明白为什么打官司要有律师了：律师不是当事人，可以尽量避免感同身受的体会，避免情绪大幅波动。

而当事人难免容易冲动，破口大骂都再所难免。

想到这里，她笑道：“我不信一审判决会有这个数目。”

张法官没笑，严肃道：“万一有呢？而且你们输了官司的话，这场判决的结果会跟着你们公司很多年，必然会影响公司的名誉。何况原告刚才申请延期，说有重要证据要补充，你不怕形式对自己不利吗？”

夏志琪告诫自己千万不要因为不想让原告拖时间，而陷入对方挖的坑。

对方所说的补充证据、杀手锏之类，都是纸老虎。唯一的目的就是吓唬她赶紧同意和解，钱尽快给。

见夏志琪没开口，张法官朝郑律师使了个眼色，好像在说：“她不懂，你是业内从业者，难道不去劝劝？”

郑律师小声问夏志琪：“夏总，我建议你还是和你们老板商量下，别这么冲动。”

夏志琪有些莫名的烦躁，勉强点了下头。

张法官露出笑容，让他们出去再想五分钟。

出门后，赵律师还没开口，夏志琪就道：“我同意调解，但60万不行，最多8000，法院一审不合理，我就二审。”

她憋着没把这话掷到法官面前，已经算给他面子了。

郑律师只好长长地叹口气。

不出意外的，官司又延迟了。

明知道对方是拖时间，没理找理，你也得接受。

郑律师思索再三，还是提出了自己的专业建议。

他说：“我觉得原告为了拖延开庭，除了说有新证据补充，多半还会在下一次开庭前，要求申请调查你们公司，甚至母公司的资产。”

夏志琪试探着问：“为了申请财产保全？”

赵律师点点头。

确实，这招倒不得不防。

这年头开公司的人，账上趴着的流动资金一般都不会太多，几十万不是小数。

何况又是年底，要给供应商结账，要给员工发年终奖。

到处都是花钱的地儿，项目还根本不到盈利的节骨眼。

原告真要是申请财产保全的话，她会很被动。

她问郑律师：“我该怎么办？”

郑律师说：“为了避免开庭一再延期，公司不如把资产清单主动提供给法官，让原告的拖延再没其它借口。”

很有道理。

夏志琪不由感慨：律师这个行当有一项重要任务，就是会预判人性，特别是人性的恶。

幸好之前和鸿辉合作时，夏志琪早就找会计师事务所出具过一份资产清单，有效期还在，随时可以拿来用。

第二天下午下班前，她就接到了张法官的电话——对方果然提交了申请书，除了要求调查原告北京子公司的资产，还得调查海城母公司的资产。

后面一项被驳回了。